因为大一、大二4个学期的英语考试一次都没及格，也没有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按照学校的规定，成都理工大学大四学生邵周成将拿不到毕业证和学位证。但他没有想到，因为该校教学督导组组长姚圣国在例行毕业论文答辩的抽查中发现了他的，他被举荐破格获得特授学位。（7月20日中国青年报）
　　这是一个乍看起来很“伯乐”的故事：一个毕业生，在英语上屡屡兵败麦城，却终于在校方慧眼之下，突破制度，获得学位。对于身陷行政化僵局的中国高等教育而言，这一步确实殊为难得，也无怪乎有网友评论，“成都理工大学为毕业生做了一件难能可贵的、负责任的事情”。“可贵”与“负责”的褒赏，说白了就是对破格举荐人才的致敬。邵周成的才学，足以对得起一纸本科毕业证与学位证。若不是另外的两个细节，这个故事堪称“完美”：一是关于邵周成特授学位的公示上网不到两小时，就有另一位大学英语四级没过的校论文作者，希望享受到和邵周成一样的待遇；二是促成此事的教师坦言，如果邵周成拿到学位后只是忙于找份工作，无论贫富，我都做了一件错事。这是两个无法被忽略的细节：于前者而言，如果邵周成的特例，不能因循成一种制度，那么，对于等同于邵周成、或优异于邵周成的同学而言，显然就有失公允；于后者来说，校方显然寄望于这种“特例”能带来社会价值，而不仅仅满足于自我价值的实现，那么，“特授”显然就是一种附条件的“糖果”，是恩赐、是额外奖赏，而不是稳态的权利，不是你学术能力应得的证明。
　　我们常说要“不拘一格降人才”，但人才不是天上掉的馅饼，如果没有不拘一格的人才认定，市场环节又如何消费得上不拘一格的人才？从这个意义上说，成都理工大学教学督导组组长姚圣国所写的《对特别的学生我们不放弃》一文，既是民意与历史所趋，又是教育规律的内在要求。但问题是，如果没有制度兜底，靠良心与机遇的“不拘一格”，何尝不是另一种自由裁量的权力？这些年，我们对高考加分与举荐制度的诟病，显然不在于其良善初衷、而恰在于令人浮想联翩的“自由度”。
　　尽管高考制度备受诟病，但没人怀疑它是“最不坏的一种选择”；同样的，尽管英语四级考试与学位挂钩是莫名其妙的制度，但倘若可以任意突破仍难免对公平的质疑。陈寅恪先生认为，大学当培养“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然而，公平正义是独立与自由之上的秩序诉求。成全一个的邵周成、还是矫正失衡的制度，这是“特授”之后亟待反思的现实命题。